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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中日语言学论坛综述

    作者:会务组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07-01

      2019年6月27日,2019中日语言学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学术振兴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语言所党委书记陈文学、语言所所长刘丹青、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处长刘影翔,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所长广田薰、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副所长菅泽茉央等出席本次论坛。会议邀请了中日两国10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讨论当前语言学和言语科学的热点话题,分享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沈家煊、中日两国学者和高校语言学专业学生共8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开幕式主会场

      论坛开幕式由陈文学主持,他向来宾介绍了语言研究所的历史沿革、学科特点和在我院三大体系建设背景下的发展规划,对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语言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领导分别致辞。


    陈文学书记

      周云帆副局长在致辞中首先热烈欢迎来自中日两国的学者参加本次论坛,对各方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她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三十多年来友好的合作与交往。日本学术振兴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要的学术交流渠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多年来交流人数众多,成果巨大。在新千年以后,交流方式更加丰富,在共同研究和共同举办研讨会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交流活动进展顺利,形成了新的交流品牌,特别是从2012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7次的中日学术论坛,促进了双方的交流。8年来历次论坛交流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社科院诸多的研究领域。这个发展势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共所乐见的。周云帆副局长还提出,中日语言的交流历史非常悠久,对中日文化的贡献巨大,促进了学术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希望中日双方学者将来能把研究与合作深入持续下去。


    周云帆副局长

      马援局长的致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优势学科的建设与传承需要不断的创新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累了许多优势学科,已经对所有的学科进行了调查摸底,面向未来做出了规划。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秘诀是交融,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能力,是不断创新、不断融合、不断领导一个学科往前走。今天的研讨会也具有融合创新的特征。语言学不只是基础学科,也走在科技前沿,和很多应用学科有很多共生发展的趋势。二,学科发展,特别是新兴领域,需要多层次的碰撞,需要团队的力量推动研究和交融。今天与会学者有的来自本所,有国内同行,还有日本学界代表。这说明大家有很多共同话题,能碰撞出很多火花。三,中日学术论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日关系处于全面回暖的阶段,学术交流始终走在各方面交流前列。共同来营造一个中日友好合作的氛围,是我们参会人员的共同心愿。


    马援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在致辞中指出,中日学术论坛首次以语言学为主题,语言学史将记录下这有意义的一页。刘丹青所长谈到,中日双方隔海相望,数千年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有着深入的交流。在中国人看来最能代表日本服饰文化的和服,在日本却被叫做吴服。语言中的交融尤为深入。日语有很多汉语借词,用汉字书写的词汇在读音上也被称为吴音汉音等等,昭示了语言交流的历史层次。日本用汉字翻译了大量西方词汇,这些汉字词又被传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语法领域,这两种类型相差很远的语言也有交融。中日之间深入的语言交流注定两国语言学者的交流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日语言学交流在多个层面不断深化拓展。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学术的交流也获得了新动力。今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此背景下,中日学者交流的学术成果和宝贵经验一定能够延续下去,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刘丹青所长

      广田薰所长的致辞回顾了日本学术振兴会成立87年以来对学术发展的巨大贡献。日本学术振兴会是肩负振兴日本科技重任的科研经费资助机构,积极致力于资助科研、培养青年科研人员、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大学改革及国际化建设、开展应用研究等促进科技发展的各项活动。资助的科学家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包括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日本学术振兴会针对不同的研究形式及规模实施了各级各类的外籍研究员项目、外籍博士后项目、大型研究项目、研究基地项目、双边交流项目等国际交流项目。各项目均有中国机构与学者参与和入选。北京代表处成立以来,以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为己任,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举办文理领域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召集日中高等教育交流联络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今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迈上新的台阶。北京代表处将竭尽所能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广田薰所长

      大会主旨报告分为五组,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五位研究员主持。


    学术报告会现场(一)


    学术报告会现场(二)

      第一组的两个报告是日本大阪大学古川裕教授的“从构式角度看现代汉语的对举表述”和北京语言大学吴福祥教授的“甘青方言若干附置词‘伴随—工具—方所’多功能模式的来源”,杨永龙研究员主持。


    杨永龙研究员

      古川裕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特别讲究对称之美,语言表述上的对举形式就是具体反映之一。对举形式是古今汉语表述形式上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成双成对的富有修辞性的表述法普遍见于各种层面的语言形式。注重对举的表述法在汉语母语者的心理词典里储藏着丰富的实例,但外国学习者一般都缺少这方面的感性认识。虽然日本学生在汉字知识上有不少先天优势,但在对举性词语的理解和表述上缺少汉语特有的语感和应用能力,因此输入很难,输出更难。报告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作对比讨论,用丰富的事例分析了对举格式在教学中的种种难点,细致描写了对举形式的结构、语义、语法特点。报告认为在教学和研究中都有必要对此类表述法进行实例梳理和理论解释,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课堂实践两方面的探讨。


    古川裕教授

      吴福祥教授首先介绍了甘青方言若干表伴随、工具与方位的多功能虚词,包括前置词和后置词。甘青方言多功能词“伴随—工具—方所”的关联模式也见于甘青及西北地区的阿尔泰语,特别是“伴随—工具”是阿尔泰语后置词主要的语义组织模式。吴福祥教授进一步从区域类型学的角度解释甘青方言部分附置词(前置词和后置词)与部分阿尔泰语言后置词在“伴随—工具—方所”这种多功能模式上的相似性,是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产物,而不是这些甘青方言独立发生的语义演变。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湟方言中,表“伴随—工具—方所”的多功能虚词所体现的语义组织模式和语义演变路径,体现出显著的区域特色。


    吴福祥教授

      第二组的两个报告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的“重构秦晋黄河沿岸诸方言的时空层次——以入声消失为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的“汉语论元否定句的类型归属及其库藏背景”,王灿龙研究员主持。


    王灿龙研究员

      沈力教授首先从数据上分析了秦晋黄河沿岸入声舒化特征的三个层次:次浊归去;全浊入归阳平;清入归调值相近的舒声调。报告进一步采用地理信息科学手段,模拟了三次舒化的时间成本分别为24小时以内、48小时以内和96小时以内,采用三次叠加表示受到西南方言影响的情况,建构了秦晋黄河沿岸诸方言入声舒化特征的空间序列。报告进一步认为秦晋沿岸诸方言入声舒化特征不是直接受关中方言的影响,而是通过志延片方言传播形成的。报告最后指出,声母对入声舒化的影响不仅是清浊对立,还应该有有标对立,也就是说全清、次清、次浊、全浊对声调的舒化都会产生影响。


    沈力教授

      刘丹青研究员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了汉语论元否定的类型归属及其语言库藏背景。论元否定,指的是以否定形式表达论元量化值为零的命题。报告评述并补充了Kahrel的五分类模型及其对汉语论元否定的归类,指出汉语中真正表达论元否定、零量化的句法手段有六种:光杆名词宾语论元否定句、疑问代词前置型论元否定句、最小存在量论元否定句、最小存在量前置型论元否定句、任指代词型论元否定句和全量论元否定句。汉语光杆名词语的默认解读是类指。类指宾语否定句通过否定内涵,实现了对全部外延的否定,由此实现了零量化。报告进一步分析了汉语论元否定表达式的库藏背景,指出这些跟汉语作为动词显赫型语言、缺少或曾经缺少无指代词、任指代词、存在量化词(含数量为一)有关。汉语光杆名词语是表达类指的首要形式,“否定谓语+光杆宾语”是论元否定的首要句式。


    刘丹青研究员

      第三组的两个报告是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论清代北京的语言接触——从‘满汉兼’子弟书说起”与北京大学袁毓林教授的“中日愿望表达的形式和意义比较”,麦耘研究员主持。


    麦耘研究员

      竹越孝教授认为,自清朝政权迁都至北京后,汉语与满语的接触日趋激烈,反映清代北京语言接触最具代表性的资料“满汉合璧”式会话教材,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此外尚有一系列资料,即“满汉兼”子弟书。“子弟书”为满洲八旗子弟所创始的一种说唱艺术,流传下来四百多种作品。其中偶有汉语和满语混杂出现的情况,现存有《螃蟹段儿》《查关》《升官图》等作品。其中《查关》《升官图》这两种用汉字拼写满语词汇,其满语似乎作为“外来词”被使用;而《螃蟹段儿》一书是满、汉两种文字完全混杂出现,极具独特的语言风格。报告通过对“满汉兼”子弟书中出现的满语和汉语的分析,讨论了清朝初期的满、汉语言接触如何进行,以及这两种语言“混杂”时期的语言状态是何种面貌等问题。


    竹越孝教授

      袁毓林教授提出,许多语言中愿望都可以用愿望句和条件句两种形式表达,两种表达形式在语义上都具有事实性的差异。和汉语相似,许多日语语句的事实性意义比较模糊,没有形式标记,需要依靠语境确定。在表达形式上,日语的形式相较于汉语更加复杂,与汉语的愿望表达存在一定差异,并且能够用表过去的形态标记来明确反事实意义。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条件句在表达反事实意义时要比愿望句更加自如,人们在表达反事实愿望时也更加倾向于使用条件句的形式。从语言对译的情况来看,汉语和日语都会各自借用一定的方法来明确愿望表达的事实性意义,从而弥补语言本身在事实性标记上的缺失。汉语和日语中,事实性意义的不确定性可能与两国的文化因素有关,而反事实意义对条件句的偏好则可能是反事实思维、语言特点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选择。


    袁毓林教授

      第四组的两个报告是日本爱媛大学秋谷裕幸教授的“闽语中早于中古音的音韵特点及其历时含义”和中山大学庄初升教授带来的题为“一些边界方言名词后缀‘子’‘崽’‘儿’的来源”,沈明研究员主持。


    沈明研究员

      秋谷裕幸教授首先分析了闽语中五个早于中古音的音韵特点,包括(1)中古昔韵和药韵的分化; (2)中古麻韵二等的分化;(3)上古唇化元音的残余; (4)中古书母的分化; (5)中古来母的音值。报告指出闽语仍保存着早于中古音的音韵特点,所以不可能是《切韵》的子孙语,闽语不能根据中古音下定义。报告进一步指出吴语处衢片和闽语至少共享两个早于中古音阶段发生的共同创新,从地理分布来看,吴语处衢片和闽语也呈连续分布。报告最后讨论了闽语和上古音的构拟问题,指出上古音和闽语之间是“一对多对应”,原始闽语确实保存着上古音的成分,但是也夹杂着很多不能追溯到上古音的后起成分,甄别两者往往很困难,不应使用闽语的材料使得上古音系复杂化。


    秋谷裕幸教授

      庄初升教授指出汉语方言最基本的名词后缀来自本方言表“儿子”义的名词,但在一些边界方言中,名词缀“子”不是来自本方言表“儿子”义的词,表现出与核心地区的方言不同的特点。报告进一步分类讨论了吴语、闽语及赣语边界方言中与“儿子”义语素相关的后缀,这些方言中“儿子”义名词与一般名词后缀表现形式不一,基本上与边界方言的接触有关。报告最后指出,世界上很多语言中有“孩子”义名词演变为小称词缀的实例。汉语“儿”缀的演变,包括官话的“子”“儿”、吴语的“儿”、闽语的“囝”、粤语的“仔”等都是类型学特征的表现。但在吴、闽、湘、赣等一些边界方言点基本名词后缀与各自方言的“儿子”义名词不相吻合的类型特点,揭示这些名词后缀来源于周边强势方言或主流汉语的深度影响。


    庄初升教授

      第五组的两个报告是东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峯松信明教授的“Natives’ shadowability as objectively measured comprehensibility of non-native speech(母语者跟读结果作为衡量非母语者者话语可理解度的客观指标)”和语言所副所长李爱军研究员的“中文口语对话中语境与韵律对于回声问理解的贡献(Context and Proso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cho Questions in Chinese Spoken Dialogues)”,胡方研究员主持。


    胡方研究员

      峯松信明教授的报告介绍了一种利用母语者跟读来客观测量L2话语语音可理解度的新方案。跟读流利度主要是通过应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声学模型来计算基于音位后概率的方法来衡量,在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中被广泛用作发音好坏的衡量参数,在L2话语以及学习者的跟读研究中广泛使用。然而在本报告中,这一参数主要应用于母语者的跟读中,并在跟读给定的L2话语后,要求母语者主观地对语音理解度进行评价。分析表明,与L2话语的发音好坏相比,母语者跟读的发音好坏与感知的可理解度更相关。因此,测量母语者跟读L2话语的方法在客观预测语音可理解度方面的可行性高于测量L2话语的发音好坏本身。


    峯松信明教授

      李爱军研究员的报告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在口语互动中如何解码回声问,并了解语境信息在汉语口语对话中解码回声问的作用。报告描述了回声问的句法形式和话语语用功能,并在真实的对话语料库中分析了回声问的分布,从言语产出的角度考察了语境韵律线索在区分五种不同交际功能的回声问与其对应陈述功能的作用。指出在真实口语对话中,语境信息(包括句法和上下文—问答关系)对回声问交际功能的贡献比韵律特征大;回声问的疑问语气的不同交际功能展现出不同强弱的疑问语气,表现为从陈述到疑问的一个连续统;全局特征韵律特征(如语调的变化趋势)、局部边界调特征(如边界调音高特征、后续叠加边界调特征)等共同对回声问的各种交际功能进行编码。


    李爱军研究员

      论坛闭幕式由陈文学书记主持,日方学者代表古川裕教授、中方学者代表刘丹青研究员分别致辞。


    论坛闭幕式

      古川裕教授首先引入中国文化的精髓,将论坛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并且,论坛的召开正逢大阪G20峰会即将开幕;论坛的举办地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这里是语言学研究者眼中的学术圣地,吕叔湘等老前辈在此从事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词典》也诞生于此;日中双方的十位同仁聚在一起,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切磋,讨论十分热烈,提升了今后进一步进行学术交流的热情和动力。最后,古川裕教授表达了对中日双方主办者的感谢,并希望论坛今后还能维持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越办越好。

      刘丹青教授的致辞主要谈了五点。第一,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这次论坛的举办给予领导与支持,一天的会议带给与会学者很大的收获,语言所愿意继续举办类似的学术会议。第二,论坛虽然规模小,但是覆盖了较广的领域,从文本研究这样非常人文的领域,到现代心理学与语音学相结合的非常科技性的领域,均有涉及,这种跨越学科的交流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第三,论坛进一步增强了中日双方学者的学术交流和融合,日方的学者很多从事汉语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中方学者也有研究日语的,关注中日语言的比较。将不同的语言结合起来,有助于推动语言学研究。第四,从理论层面而言,我们越来越注意将语言本身放置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这有利于增加对人类语言的不同维度的认识、不同视角的认识,而这次会议报告的论文尤其体现了这一点。第五,这此论坛对中国的学者来说暗示着一个更大的挑战,日方学者的报告多是讨论汉语的问题,对于中方学者而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使我们的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理论性。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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